城市“抢人大战”:抢人才 抢年轻人口

原题:城市“为人民而战”

资料来源:泽平宏

文章:恒大研究院任泽平熊柴秘书长习近平颜楷指出“发展第一,人才第一,创新第一”自2017年初以来,1234线约60个城市相继展开“抢人大战”,城市人才竞争刚刚开始。“21世纪最贵的是什么?天才!”。

1城市“抢人”战:抢人才,抢年轻人口

自2017年初以来,武汉、Xi、长沙、成都、郑州、济南等城市相继展开“抢人”战。总的来说,这一轮城市“抢人”战争有以下特点:

1)抢人区域:涉及1234线沿线城市,也涉及海南等省。当前一轮的城市“抢人”战已经蔓延到东、西、北、南,包括成都、Xi、重庆、武汉等二线城市,以及北、沪、广、深等一线城市和许多三线、四线城市。2018年,海南、四川、江西、山东、吉林、云南等省也相继加入,使得“抢人”的竞争更加激烈。

2)“抢人”目标:青年大学生是主体,包括中学生在内,他们不仅抢年轻人,也抢人才。武汉、成都、天津等大部分城市都注重引进大学毕业生,同时从各个行业引进顶尖的国际专家和优秀人才。郑州、沈阳、Xi、呼和浩特等许多城市降低了中专引进学术人才的门槛,放宽了高级工人等专业技能人才的引进。与以往大多数城市引进高层次人才的计划相比,这种“竞争”范围广、规模大、门槛低。这是一场人才和年轻人的竞争。

京沪户籍政策只对顶尖人才放宽。北京为引进优秀人才开辟了“绿色通道”,加大了科技创新、金融等七大类人才的引进力度,安置标准高(如科技创新人才年收入超过平均工资15-20倍),配偶和子女可随其流动。上海提出打造“人才高峰”,为全球13个领域的人才提供“量身定做”和“一人一策”的优惠条件。高峰人才及其家属、核心团队成员及其家属可以直接申请上海户籍。

3)“抢人”政策:“零门槛落户”和家庭搬迁、人才公寓、租赁住房补贴、创业补贴和优惠贷款等。大多数二线、三线和四线城市对学术人才完全开放,实行“零门槛”定居、“先定居后就业”和家庭搬迁。其中,大多数城市为学术人才提供大量补贴或折扣,并为人才提供公寓等。对于普通学术人才,购房补贴一般在元至元之间,租房补贴一般在每月1500元至5000元之间。例如,武汉承诺大学生购房享受八折优惠,临港经济区首批392套大学生公寓将以每平方米6800元的价格出售。郑州为年轻人才的首次购买提供一次性补贴,其中医生10万元,硕士5万元,双一流本科生2万元。从对就业和创业的支持来看,一些城市不仅支持高层次人才100万元至1亿元,还向大学生提供1亿元至100万元的无息或贴息贷款。此外,Xi、成都等城市也在短时间内不断提高招聘标准,优化招聘政策。例如,Xi自2017年3月以来已经提升了8个学位。

4“抢人”目标:武汉、长沙、Xi等地已提出引进数百万年轻人才的计划。例如,2017年2月,武汉提出在中国实施百万大学生创业项目。2017年6月,长沙提出吸引100万青年人才来长沙就业

(5)“抢人”效应:深圳、Xi、成都、武汉等城市新居民数量激增。2017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了49.7万,比2016年增长了65.7%。Xi放宽大学毕业生安置政策后,2017年新增24万人,同比增长330%。2018年,该政策进一步调整,要求大专和中专或以上学校的毕业生只能带着身份证和毕业证书定居。在第一季度,有249,900人进入了户籍。自2017年7月新的人才政策出台以来,到2018年5月中旬,成都已经积累了超过18.7万人。2017年,武汉有14.2万名大学毕业生,是去年的6倍。2018年第一季度,新增39,000名大学毕业生。特别是在2018年5月天津启动“海河蔡颖”行动计划后,30万人登陆并下载“天津公安”应用程序,在不到24小时内申请定居,掀起了“抢人”浪潮。

2为什么城市“抓人”:生殖力的老龄化,人才竞争,高质量发展,土地金融,北京-上海控制者

为什么城市“抓人”:1)中国生殖力问题凸显,年轻人口急剧下降,00年后比80年后少约8200万。人口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老龄化。人口未富先老已成为事实。2)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口锐减,近年来中国人口流动明显放缓。一些二线城市和三线、四线城市正面临着人口向发达大都市地区外流的问题。3)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创新的基础,但人才的供给和需求是“僧多粥少”。2015年,中国25岁及以上的平均年龄仅为7.6岁,远低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4)第三次婴儿潮的末端人口已经进入工作窗口和京沪调控人员,“抢夺”的机会时期已经到来。中国第三次生育高峰出现在1987年,出生人口超过2500万。到1997年,出生人数仍然超过2000万,然后迅速下降到大约1600万。5)房地产周期着眼于长期人口、中期土地和短期金融。人口流入增加了房地产需求,支持了土地融资。仅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的五项税收之和就相当于地方政府本级公共预算总收入的6-70%。地方政府是房地产盛宴的最大受益者,约占房价的60%。

2.1人口正变得越来越少没有孩子,越来越老龄化,而年轻的人口正从悬崖边跌落。

中国越来越少没有孩子的问题非常突出,年轻人口急剧下降,00年后比80年后减少了7200万。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导致的生育政策调整不及时和生育观念转变,中国的总生育率已急剧下降到超低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总生育率为1.18,2015年为1.05。考虑到未成年人口失踪的问题,目前的总生育率实际上在1.4-1.6左右,这不仅远远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也低于全球高收入经济体2.45和1.67的平均水平。2011年和2013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和绝对数量开始相继下降。刘易斯转折点已经过去,这表明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和00后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和1.47亿,比90后少约3100万,比00后少4100万。在未来的10-20年左右,我们将看到青年人口急剧减少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问题。

中国的人口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老龄化,在它变富之前,它会变老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人们普遍认为,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有7%以上是老龄化社会,14%以上是深度老龄化,20%以上是超级老龄化。从衰老到深度衰老的转变在法国花了126年,在英国花了46年

在这种背景下,大多数城市也面临着年轻人口急剧下降和人口快速老龄化的问题。然而,一些城市受益于外国年轻人口的大量涌入。老龄化程度有所缓解,人口仍相对年轻。2016年,上海和北京的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比例分别为20.6%和16.4%,远远超过全国的10.8%。然而,由于大量年轻移民的涌入,65岁及以上人口在永久居民中的比例分别降至13.2%和10.6%。在深圳,根据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0-14岁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13.4%,比2010年上升了3.5个百分点。15-64岁、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83.23%和3.37%,分别比2010年下降了5.1%和1.6%。虽然深圳的人口结构正在老龄化,但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比全国高10.3个百分点,老年人口的比例非常低。

2.2人口流动明显减缓,人口集中度大幅度提高。

近年来,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口减少,中国的人口流动明显放缓。2001-2005年和2006-2010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0%和8.5%,但在2015-2017年出现负增长。2017年,流动人口总数降至2.44亿,比2014年的峰值下降了900万。就农民工而言,尽管总人数仍在上升,但增长率已从2009-2011年的逾3%降至2014年以来的不到1.5%,尤其是2015-2016年的不到0.5%。此外,从2009年到2017年,省外农民工的比例从51.2%下降到45.3%,基本呈下降趋势,表明农民工更愿意在省内流动。

在人口流动放缓的背景下,中国1234个一线城市的人口集中度急剧分化,一些二线城市和三线、四线城市面临人口外流。从2001年到2010年,一线、二线和代表性三线、四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4%、1.9%和0.6%。到2011-2016年,这一比例将分别降至1.5%、1.2%和0.4%。具有代表性的三、四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长率低于目前0.5%的自然人口增长率,这意味着这些城市的人口开始外流。此外,在二线城市内,许多城市人口开始迁出。例如,2016年沈阳人口仅比2015年多2000人,2017年哈尔滨常住人口比2015年少5万人,2016年乌鲁木齐人口比2015年少3万人,2017年天津人口比2016年少5万人。

2.3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创新动力的基础。

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从要素驱动向人才支撑的创新驱动转变。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评价不再是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基础的英雄,而是以浙江倡导的以亩为基础的英雄。在前一个人口红利时代,地方政府有明显的亲资本偏好,并通过土地税收激励来展开投资促进和资本引进的竞争,以扩大国内生产总值;在当前和未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时代,随着土地和税收优惠竞争的标准化和同质化,地方政府必须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以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他们必须依靠人才,争取人才红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推动力。”

虽然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比例正在迅速上升,但人才的供求仍然是“僧多粥少”。从1990年到2015年,受过高中或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从9.5%迅速上升到27.8%,受过大学或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从1.4%上升到12.4%。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年edu

除了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外,第三次婴儿潮的末端人口已经进入工作窗口,人才竞争时期已经到来。中国第三次生育高峰出现在1987年,出生人口超过2500万。到1997年,出生人数仍超过2000万。此后,在2003-2010年间,这一数字迅速下降至约1600万。在2016年初第二个孩子完全放开之后,2016年的出生人数上升到1 786万,比前一年增加了191万,但2017年的出生人数比2016年减少了63万,这表明第四次生育高峰非常微弱。总的来说,这些人毕业于一所19岁的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一所23岁的本科学校,此外,他们在工作前几年都没有稳定下来。目前,他们仍将处于2023年左右婴儿潮第三次浪潮的“赶工”窗口。

从毕业生来看,2004-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从239万迅速增加到795万,预计2018年将达到820万,此后一段时间将保持在800万以上的高水平。研究生人数从2004年的15万迅速增加到2017年的57.8万,未来将逐渐超过60万,甚至接近70万。此外,2017年将有48.1万各类海外归国人员和5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入学。大多数城市都不想错过这一历史性的机会,分享这一难得的人才盛宴。

此外,北京和上海近年来大力控制人口,广州和深圳也大力接纳人口过剩,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这导致了过去两年城市人才争夺战的爆发。自2013年左右以来,北京和上海一直在大力控制人口。2014年常住人口增幅开始明显下降,2017年均出现负增长,常住人口分别为2171万和2418万。北京要求到2020年及以后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而上海要求到2035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左右。人口增长空间小,特别是上海只有82万人。

从2011年到2013年,广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每年增加不到10万,2014年都增加到15万左右。从2015年到2017年,广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增加了40万到60万。2017年,广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将分别达到1450万和1253万。《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要求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000万左右,人口增长空间巨大。当然,最近广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大量增加的原因不仅仅是京沪两地的控制者,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2.5房地产周期长期关注人口。人口流入增加了支持土地融资的房地产需求。

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融资,是房地产开发的最大受益者。根据我们在《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任泽平,夏磊,熊柴,人民出版社,2017)的研究,地方政府从房地产行业中受益匪浅。除了高土地转让费,还有许多税,如财产税、城市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和土地融资。据估计,仅土地出让金和上述五项税收之和就相当于地方政府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6-70%。地方政府是房地产盛宴的最大受益者,约占房价的60%。中央政府正在稳步推进房地产税收立法,在中短期内,地方政府将继续严重依赖土地财政。

在《人类发展报告2016》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在业内广为流传的分析框架:房地产周期着眼于长期的人口、中期的土地和短期的金融。人口流入会增加房地产需求。在去库存化政策的刺激下,自2016年以来出现一些人口外流的二线、三线和四线城市的房价也开始飙升。根据t

这座城市的“抢人”战争是一场股票游戏,但不是零和游戏。人才竞争的战略意义:确立都市圈战略,改善公共服务和土地财政。1)城市“抢人”战符合大都市和区域中心城市人口长期流入、提高效率、促进创新、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按照都市圈战略,中国将至少有10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杭州和成都等新兴一线城市正在崛起。2)居民用脚投票,城市面临发展工业和改善公共服务以留住人才的长期任务。虽然城市“抢人”是针对存量的,但在“抢人”过程中面临着改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的长期任务,这也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福祉。(3)今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取消了计划生育制度,离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可能不远了。在未来,城市将相互竞争,鼓励“人类创造”,并在紧接着的“人类抢夺”战争后注重增长。此外,“劫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房地产调控效果。一些城市不要求新居民缴纳社保,导致一些投机性需求通过入户的方式达到购房目的,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短期内的供需矛盾,推高了房价。

3.1都市圈战略的确立,新一千万城市的崛起

从国际经验看,人口向大都市和都市圈集聚是人口迁移的一般规律,尤其是在城市化的中后期。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报告》,从1980年到2015年,世界上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数量从5个增加到29个,人口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从1.9%上升到6.4%,上升了4.5个百分点,各种规模的城市增幅更大。此外,到2030年,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预计将增加到41个,人口比例将进一步提高8.7%和2.2个百分点,并将继续保持各种规模城市的首位。

此外,在美国,从1950年到2010年,人口超过500万的大都市地区的人口比例从12.2%增加到24.6%,尤其是从1970年到2010年,人口超过500万的大都市地区的人口比例增加了9.4个百分点。在日本,人口长期集中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从1884年到1973年,东京圈的人口从10.8%增加到23.9%,大阪圈从10.5%增加到15.0%,名古屋圈从8.3%增加到8.4%;自那以后,日本的人口迁移已经从“三极”集中转变为“一极”集中。2014年,东京圈的人口占28.3%。在韩国,首尔的人口从1955年的18.3%增长到2015年的49.1%。

城市“抓人”将推动中国人口向大城市和大都市区聚集的进程,在实践中确立大都市区战略,提高效率,促进服务业发展。目前,“抢人”的结果符合人口长期流入大都市区和区域中心城市的基本趋势。人口集聚可以节约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通过规模效应、学习效应、溢出效应等来推动创新。特别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已经从产业导向转变为服务导向,并且更加依赖于人口集聚。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2015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50%以上。与发达国家服务业70%的增加值相比,中国服务业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与世界相比,中国的大城市不是很多,而是更少,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显然更少。在都市圈战略中,中国人口规模将产生至少10个1000万级城市,1000万级新城正在加速形成,杭州、成都等一线新城正在崛起。根据2014年《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根据城市地区常住人口理论,2016年有4000万人

十八大以来,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有利于人口自由流动。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房地产周期》号议案,全面放开城镇和小城市定居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定居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定居条件,严格控制500多万城市人口规模。2016年1月2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呼吁,除少数特大城市外,全面放开大学毕业生、技术工人和归国留学生的定居限制。

这个城市的“抢夺”是针对股票的,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然而,在“抢夺”过程中,当竞争提升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水平时,对全社会福祉的提升已经超越了零和博弈。特别是在人口稳定下来之后,这个城市面临着发展工业和改善公共服务以留住人才的长期任务。否则,要“抓住”人们会花费很多钱,但却无法留住他们。人口流动往往体现“用脚投票”的特征,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更好的行政区域更具吸引力。在各种定居和补贴政策的"抢人"战争背后,真正能"留住人"的因素仍然是城市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水平。因此,不同的城市也在教育、就业服务、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创业等领域提出了“留住”政策,如合肥的“育人新政”、长沙的高层次人才“绿卡”、沈阳的“人才九新政”和南京的“住房政策”。在不同程度上,除了安置和补贴政策,人才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供给”得到加强。从实践角度看,外来人口规模大、比例高的城市往往具有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和城市管理能力。

3.3生育政策有望完全放开,“抢人”之后是鼓励“造人”

计划生育机构将被废除,生育在未来将完全放开。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将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并将成立国家卫生和卫生委员会。这是自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以来,国务院各部门首次没有“计划生育”的名称。在3月18日的第《房地产周期》条中,我们判断取消计划生育组织的名称将意味着中国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以及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生育权从政府控制回归到家庭自主。

在未来,城市将竞相鼓励“人类创造”,并在直接的“人类抢夺”战争后关注未来的增长。人口是人才的基础,从出生到成为劳动力至少需要16年,而磨练自己的才能就更有必要了。与“劫人”效应相比,“造人”训练周期长,成本高,可能面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风险。然而,“劫人”的目标只是股票。如果中国长期保持超低生育率,未来可能会“无人可抢”。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国家完全放开甚至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地方政府更有可能竞相出台更有力的鼓励生育的政策。

3.4“劫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房地产调控效果。

获取购房指数、折扣补贴等“劫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变相放松房地产限购政策。由于库存短缺、新房价格有限以及附近二手房价格倒挂,一些城市出现了成千上万甚至数万人抢夺房屋并在数英里外购买房屋的现象。

4月至5月,住房和建设部部长就房地产市场监管问题采访了12个城市。5月15日,成都推出《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限购对象从自然人改为家庭。它还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