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地区祭出“战时”管制令,相关法律问题听听权威专家莫纪宏、莫于川怎么说?

继2月12日晚在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湖北省孝感市大武县和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发布全国首个“战时”管制令后,这两个县也分别于2月13日和14日宣布进入“战时”管理状态。

这种“战时”的管制令,已经连续在三个地方实施,引起了网民的强烈关注。许多人用双手称赞“极端措施,非常时期非常支持”;然而,也有许多质疑和困惑的声音,“我想知道战时控制和一般控制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和“日常必需品几乎被消耗,可以在网上购买,但选择种类很少,交付时间很长”。也有人说“从出生到现在,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战时的控制”。

因此,张湾区副区长肖旭向当地媒体解释说,此举是为了“迫使疾病的源头暴露出来”,防止疫情扩散。同时,“战时”管制令的颁布是经过充分酝酿,征求辖区内老百姓的意见,召开会议,按程序形成文本并颁布实施的。至于为什么要使用“战时”这个词,它是为了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尤其是我们管辖范围内的居民。

关于网民关心的“战时”管制令的法律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莫季红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法学院教授莫玉川。

问题1:

一些地区发布了“战时”控制命令。让我们听听权威专家莫季红和莫玉川对相关法律问题的看法。

湖北省政府发布的“战时”管制令有法律依据吗?如何理解战时法规?

莫季红告诉记者:考虑到目前疫情的防控处于僵持状态,特别是湖北的疫情仍然非常严重。为了强调紧迫性,在动员大会、领导讲话和媒体宣传中,用打湖北保卫战、打赢人民战争等比喻,把新皇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当作一场“战斗”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必须以战斗的态度面对当前疫情。这些表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了“战时”的概念,旨在提高预防和控制新的冠状肺炎流行病的重要性和效率。它们是政策表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

但是,湖北和湖北政府发布的紧急通知性质不同。它们是规范性法律文件。当使用“战时”控制或“战时”时,必须考虑是否有法律依据。然而,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战时通常指的是战争状态。根据宪法,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决定宣布战争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权宣布战争状态。

目前,我们可以理解湖北省和湖北省政府“以决心和果断”提升防控措施的心情。然而,在官方文件中任意使用“战时”控制令一词缺乏法律规范。

莫宇川教授对此表示赞同。他还认为,无权决定战争状态或战时状态的地方政府机构在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使用“战时”一词过于宽松,这也是部分公务员缺乏法律思维和法律能力的表现,容易在疫情防控应对中造成不必要的思想混乱、行动混乱和工作失衡。

莫玉川教授补充说,如果国家实行战时控制措施,国家紧急状态可以分为行政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动员状态和战争状态。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是行政紧急状态。湖北三地“战时”管制令中的措施实际上不是战时管制措施。例如,所有的建筑都是完全封闭的。非医务人员、医务人员、防疫公务员、基本生活保障人员的所有居民

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十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遇有对国家的武装侵略或者必须执行共同防止侵略的国际条约时,决定宣布战争状态;

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问题2:

一些地区发布了“战时”控制命令。让我们听听权威专家莫季红和莫玉川对相关法律问题的看法。

三地“战时”管制令中的管制措施是否合法?

从张湾区、大武县、云梦县防疫指挥部发布的通知来看,内容其实很相似:所有的居民区和建筑物都要全面关闭。无具体情况,除特定人员外,禁止所有居民和车辆进出;应代表特殊人员定期交付或购买生活必需的材料和药品。除特殊情况并经批准外,凡强行闯入设置在居民区、庭院、建筑物和道路出入口的隔离、警示和控制设施的人员,一律予以拘留。

对此,莫季红认为:要判断这些应急控制措施是否合法和适当,首先要看当地政府在发布这些措施时是否依法履行了审批程序。

根据中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时,必须报请上级人民政府决定。具体到湖北,张湾区政府需要在发布报告时向十堰市政府提交报告,只有十堰市政府决定后才能发布。同样,大武县和云梦县政府需要向孝感市政府报告,而孝感市政府只有在做出决定后才能发布报告。是否遵循了报告和批准程序是判断公告是否合法的重要步骤。

除了程序合法性的要求,莫玉川还强调“战时”控制令在网民中引起了广泛讨论。除了“战时”一词听起来有点紧张外,也是因为这些管制措施确实升级了很多,市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受到很大影响,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从表面上看,“战时”控制令中的措施并未超出《传染病防治法》第42条和《应急法》第49条所涵盖的应急措施的范围。

然而,当我们判断三个公告中涉及的紧急措施是否合法时,我们不应就此打住。还需要结合当地疫情的严重情况,考虑这些升级后的应急措施是否符合相关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一章所涉及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实施原则。

例如,《传染病防治法》第2条规定,国家在传染病防治中,应当把预防放在首位,做到预防与控制相结合,分类管理,依靠科学,依靠群众。这就要求管理部门在制定应急措施时,要考虑到这些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基本权利。他们必须充分听取科学的指导,走以人为本和群众路线。

同样,《突发事件应对法》第4条也规定了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是“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同时,第11条规定,应急措施应适应紧急情况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如果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限度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这也要求采取紧急措施

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18年)》第四十二条传染病爆发或者传播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按照预防控制规划实施预防控制,切断传染病传播途径,必要时报请上级人民政府决定,并可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发布公告: (一)限制或者停止集市、文艺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活动;(2)暂停工作、业务或课程;(三)封存或者封存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和相关物品;(四)控制或扑杀受感染的野生动物、畜禽;(五)关闭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的场所。上级人民政府接到下级人民政府关于采取前款所列紧急措施的报告后,应当立即作出决定。紧急措施的解除由原决策机关决定并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九条: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可以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应急措施:

(2)迅速控制危险源,划定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划定警戒区域,实施交通管制等控制措施;(四)禁止或者限制使用相关设备、设施,关闭或者限制使用相关场所,暂停可能造成危害扩大的人员密集活动或者生产经营活动,并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来源:《法制日报》